人们总是会忘记，当第一只鸟儿飞上天际，那是整个世界对它的期许。
但如果这世上有些雏鸟，终其一生都无法飞翔，那我们又怎能断言天空才是它们的归宿？
是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雏鸟坠亡大地。
人们之所以认为飞翔是鸟类的天性，是因为他们从未见过那些坠亡在地的鸟儿……
而这个世界上，不如意与失败才是多数，天才与能者是黑夜中闪闪发光的星辰，可那漆黑的背景是更多生来就无法飞翔的鸟儿。
人们总是抬着头，看着星空，因为那是人们最伟大的动作，对天空的向往，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浩瀚的梦想和目标。
可是那些终其一生都无法触及天空的人，他们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他们该如何坦然接受自己的结局？
让我们从那个被遗忘的事实开始。
当第一只鸟飞上天际，我们将其命名为飞翔。
我们测量它的轨迹，计算它的升力，把它写进教科书，告诉每一个后来者：看，这就是鸟类的天性。
但我们从未追问过那只鸟的坠落。
在飞翔被发明之前，在“天空”作为一个概念被确立之前，有多少雏鸟从高处坠下，落在岩石上，落在泥土里，落在无人看见的角落。
它们的尸体没有被测量，没有被命名，没有被写进任何一本教科书。
它们不存在于“飞翔”的历史中，因为历史是由飞起来的那些鸟儿书写的。
这是一个关于叙事权力的问题。
飞翔者定义了天空，然后将天空定义为鸟类的归宿。
这是一个倒因为果的操作。
天空成为归宿，不是因为所有鸟都能抵达它，而是因为抵达者拥有了定义“归宿”的话语权。
那些坠亡的雏鸟无法开口反驳。
它们无法说：我的一生从未感受过升力托起羽翼的触感，我的归宿是大地，是岩石，是泥土。
它们的归宿不被承认为归宿，只被承认为失败。
于是我们得到了第一层暴力——
将某种特定的成功路径普遍化为“天性”和“归宿”，从而将无法踏上这条路径的所有存在者标记为“例外”和“失败”。
但问题比这更深。
“飞翔是鸟类的天性”不仅遮蔽了坠亡者，也遮蔽了“飞翔”本身的历史性。
飞翔不是一次性的发明，不是某一刻突然被赋予的能力。
飞翔是在无数代雏鸟的坠落中一点一点被摸索出来的。
那些坠亡的雏鸟不是飞翔的“失败者”，它们是飞翔的“代价”，是进化统计学中落在均值左侧的那些样本。
没有左侧的样本，就没有右侧的样本。
没有坠落，就没有飞翔的统计学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每一只坠亡的雏鸟都参与了飞翔的发明。
这就是第二层暴力。
我们不仅遮蔽了失败者的存在，更遮蔽了失败本身对于成功的构成性意义。
我们将成功讲述为某种本质，某种“天性”，而将失败讲述为对这种天性的偏离。
但真相是：天性是在失败中被锻造出来的。
没有偏离就没有“正轨”，而正轨是事后回溯建构的产物。
那些终其一生都无法触及天空的人，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这个问题本身已经预设了“定位”需要在某种参照系中被给出。
他在你未曾察觉的角落给你建立了一个垂直的等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