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令张国煮勃然大怒的是，他儿子演的是一个叫张慕煮的反面人物，是一个叛徒。
毛泽东在现场观看演出，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欣赏孩子们的表演。根据张国熹的说法，毛泽东在看到叛徒受到责骂时笑了起来，“由张国熹的儿子来演张慕煮是再合适不过了。”
毛泽东的老对手马上站起来，撕下他儿子脸上的面具，一边拽着儿子走出大厅，一边愤怒地吼道:“畜生!混蛋!猪狗不如!”
不久，张国煮脱离延安投人国民党的事业，毛泽东再也没有见到他(张国煮在加拿大居住了多年，直到1979年去世)。毛泽东没有处死、伤害或赶走张国煮，张国煮一直待在领导机构中，直到离开延安。
毛泽东对他在30年代的第二名主要对手态度也很冷淡。王明于1937年终于从莫斯科回国。他从“投降主义”的立场出发攻击统一战线，使毛泽东为之困扰达两年之久。但是王明极力迎合斯大林—据说“西安事变”时斯大林发给毛泽东的电报就是由王明草拟的—其主要问题是忠诚于全民族抗日事业。
“你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在召开统一战线会议上的一次激烈争论中，一位国民党官员怒气冲冲地问王明。后来，他又从极左转而极力讨好国民党，支持与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使他看上去像是“红萝卜”(红皮白心)。虽然是政治局委员，王明常以生病为由缺席会议，所以民主对他来说是陷于毛泽东的政治和思想观念中。
1939年以后，他在中共权力机构中已无实权，虽然还有一些影响。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惩罚或者报复这位28个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政策执行者。王明仍不断声明自己的观点，在四五十年代，他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中(博古也是如此，直到1946年他去世)。’毛泽东显露出了他的历史意识—他自己在其中的中心地位—当他准备同王明一帮人摊牌时。在秘书胡乔木的协助下，他仔细地清算了中国共产党自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政治和思想发展的状况。这是一个思想任务，也是一个政治任务，它表明毛泽东的思想上的综合和冷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接连的成功使共产党的队伍不断壮大，但很多刚来延安的年轻人不像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那样意志坚定。在1937-1940年间，统一战线的工作对共产党来说是辉煌的，而这意味着毛泽东的政权有一种潜在的危机。爱国者大批地涌来，但鱼龙混杂—到1942年，毛泽东已意识到他可能要再次对抗国民党—他们会不会支持共产党的这一目标
更加困难的日子在1941年到来了，经济困难使毛泽东不得不第一次开始向农民征收赋税。在1942年，他甚至还发行了奖金丰厚的彩票。难道说与群众蜜月般的生活已成为过去
因为红色敌后根据地具有分散的特征，共产党起着政府的作用，这产生了官僚主义和对名利的追求，有些人认为边区政权也至此为止了。
委员会增多，小恺撒突现。棉布服装也开始分成三种不同的颜色，以表明人的等级身份。延安精神已失去振奋共产主义的精神本能。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集中起来—这可以实现多个目的，也为毛泽东成功地压倒共产党内部的所有对手而居于高位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的学说为整顿党的工作作风而开展的“整风运动”(毛泽东这样称)提供了简明的教材。而整风运动给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这不是产生于莫斯科而是产生于中国。
毛泽东在整风开始时的一次千人大会上深感不安地说:“我们的理论还落后于革命实践。”[23j在延安，这位历次斗争中的胜利者开始回顾自己的斗争方法，他利用时间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升华到哲学的高度。
长征途中，毛泽东没有精力—甚至也没有纸张—撰写政治文章。40年代，毛泽东读了很多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他们的名字闪耀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写的文章中。
然而，毛泽东在引用这些西方大师们的话时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读他们的书越多，对他们的敬畏就越少。他之所以援引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主要是为了支持和美化自己的思想结构，这一思想结构既是中国的，也是欧洲的。
毛泽东在命名为《实践论》的论文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洲毛泽东主义意味着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
毛泽东把经验—而不是问题—置于认识过程的核心地位。这种非同寻常的唯物主义可能会让马克思也大吃一惊。
28个布尔什维克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但是他仍执著地坚持自己喜爱的公式。他在整风运动中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u}毛泽东主义意味着调查研究与发言权这两者的很好结合。
这位农家子在湖南的经历—加上他坚持己见的勇气—使他把农民看作是中国革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