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改造（1951—1953）
“毛主席给了我们土地。”刚分得土地的农户说。土改，这个词使有的人心惊胆战，有的人则欣喜若狂。
中国是一个由乡村组成的社会，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像毛泽东的政府那样渗透到每一个村落。这不是经济的或技术的变化。中国的乡村看上去—现在还是—与亚洲其他地区的乡村十分相似。
在那些地方，人们仍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使用着镰刀和与2000年前没有两样的斧子劳作。地方风俗令人窒息，生老病死、婚丧方式循环往复地一成不变。在简单的娱乐活动中，着装演戏必不可少。
这变化—正如毛泽东30年前所参加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是组织上的和心理上的。沉重的捐税和地租负担从农民肩上卸了下来。拥有土地不再意味着可以奴役别人。耕作不再是单家独户，而是逐步由生产队统一进行。
毛主席开始像以往那样被认作是新的“贤君”。
分地主的财物给贫农的“清查运动”神圣而严肃。中国农民的实利主义思想在这种时候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益其精神的振奋。
一位新当权者就向富人复仇一事对一位美国作家说道:“你想要一个人坦白交代，只需把铁棍放在炉火里烧。”“可是女人很顽固，她们宁死也不愿告诉你金子藏在哪里，她们不怕烧。”
毛泽东从未亲自参加这种手交手的阶级报复。他年轻时在农村的经历十分复杂，因而他对地主未产生任何直接的个人仇恨。
他从来没有挨过饿或受过奴役。尽管他反对虐待，但他并不能阻止这种行为，因为愤怒的农民控制了土改。
农村的精神生活在改变。一向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权威，现在也受到责难。一直被视为天理的陈规旧俗也被雨点般降临的新观念所取代:阶级、热爱苏联、斗争、翻身。
农民们向两位美国客人提出的也是些新问题:“为什么杜鲁门要支持老蒋?”“你们吃饭用筷子吗?”“拖拉机是个什么样子?”“美国共产党也一样有自己的军队吗?”
毛泽东青年时期关心的妇女解放终于有了结果。财产是问题的关键。毛泽东的政府给了中国妇女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利。总之，土地改革重新分配了40%的耕地给60%的农村人口。
毛泽东现在住进了城市。城市所发生的变化不是暴风骤雨式的，而是一步一步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治理城市的技术远不如它在农村的工作得心应手。它的干部也不是城市型的;300万国民党的旧职员还要继续用来为新的事业服务。
然而，城市问题比农村问题容易对付。资本家寥寥无几，他们很少有道义上的权威，因为他们依赖剥削中国的外国人扶持，并且又是暴发户，只不过是2000年来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体制这块草地上的晨露。
毛泽东用不着在北京、上海或广州消灭这一阶级，许多资本家犹如进人热水中的龙虾，在温度升高时，便轻悄悄地、轻易地变红了。
毛泽东的目的在于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大城市将不再是外国人的经商地，也不再是消费农产品的乡绅们消闲、坐收房租的地方。每一个城区都新建一些小型工厂，作为其生活的核心。
对外贸易突然中断，财产典当业也被取缔。夜生活的缤纷灯光也熄灭了，这与其说是出于清教徒式的节俭，不如说是能源转用于制作机床、自行车和塑料鞋。
因为朝鲜战争引起的紧张气氛，城市整顿更加严厉。在毛泽东看来，“反革命分子”还有很多。朝鲜燃起的战火使毛泽东感到，与蒋介石和美国的战斗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
成千上万的人不是被处决就是被投进劳改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肉体上消灭(这是毛泽东自己用的词)大批人的一场城市运动。
消灭“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每一步都按照毛泽东的路线办。
与其他一些运动一样，这一次警察成了执行者。其规模之大，毛泽东也无法控制。因而“治病救人”也就不再是其主旨。
另一方面，毛泽东十分谨慎地着手接管城市工业和商业，直到1955年后期，这些行业大部分还都控制在私人手里。
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冠之以令人不寒而栗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变得锋芒毕露，它的确具有毛泽东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