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一位半儒家式的乡村民粹主义者。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毛泽东乐意同他争论，他提供资金让梁漱溟建立一所小型的研究机构。’
但是1953年秋，毛泽东向梁漱溟发起猛烈攻击，使两人关系破裂。它始于一次政府委员会的会议，梁漱溟是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出席的。梁漱溟在会上发表讲话对共产党的农业路线、朝鲜战争和阶级理论持异议。
毛泽东怒气冲冲地抓过麦克风。“你认为你美得很，”毛泽东用唐朝一位名妃的故事讥讽梁漱溟，“比得上杨贵妃。在我看来你臭不可闻。”
毛泽东气愤已极，一会儿面对上千名情绪激昂的听众，一会儿转身用手指着仍尴尬地站在台上的梁漱溟，“(国民党)那样高兴你，”毛泽东愤怒地说，“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人们不难看出其中的个人恩怨。但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似乎感到了这位想要成为中国的甘地的人对他的挑战。
毛泽东对委员们说，梁漱溟竟认为自己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真是“班门弄斧”。
半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嘲笑真正的知识分子梁漱溟的无用。
“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挖苦梁漱溟，既然那么热心地想帮助农民，就不要去降低工人的工资，就要自愿地降低他自己的高薪。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毛泽东高声说，“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毛泽东在说到这两种杀人手段时拖长了语调，仿佛是自己35年来两种性质斗争的重演。他在谈到“用笔杆子杀人”时转而讥刺梁漱溟说:“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权力的威严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批评就等于杀人。
毛泽东的干涉使会场的矛头转而指责梁漱溟，坐席上响起一阵阵的喊声。梁漱溟受到众多人的洁难，不得不走下讲台。
另一位非共产党人士站起来劝阻大家安静:“我们今天不该这么激动。”
然而毛泽东却激动了。他要那位叫大家安静的前国民党老人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仍让梁漱溟保留原来的职位。[4]他要梁漱溟反省(尽管它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税收或产品)，他需要这个封建主义遗老充当“活教材”。这种以教代罚的方式(或以罚当教)在毛泽东以前的共运史上还没有先例。
梁漱溟仍留在全国政协委员会，毛泽东令人惊讶地宣称，“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5」。毛泽东的这一声明让人震惊。毛泽东之所以要与梁漱溟针锋相对是因为他欲以战胜梁漱溟的思想作为毛泽东主义控制中国思想界的见证。
毛泽东25年来的斗争，就是要把粗糙的现实变成太平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比周围乱纷纷的现实世界更真实。
“我们会再次笃信宗教，”一个世纪以前，费尔巴哈就指出:“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这位《基督教的本质》的作者早就预见到了这种世俗思想时代的到来，毛泽东则以中国式的方法把自己置身其中。毛泽东以前的圣人早已开始寻求这种大同社会，毛泽东则采取了新的步骤:他把真理和权力融于一体。
20多年来，成立一个武装政党的全部主旨就是在于把这一自古以来的梦想变成现实。当然，在通往政教合一的道路上，知识分子成了主要的牺牲者。
半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始终对高居于象牙之塔的人怀有不满。
他讨厌他们的患得患失，他们的不偏不倚，他们的缺乏热情，他们怀疑的目光，以及他们胜过自己的满腹经纶。
毛泽东融政教于一体，并不仅仅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因为他深深地感到这两者应该融合在一起。这就更加糟糕了。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人们忧心忡忡，暗中算计带来的精神折磨成了残酷的现实。一位新闻工作者几进几出监狱，起初他感到莫名其妙，后来也就淡然了。一次，他坐在监狱的院子里自言自语:“或许待在这里更好些，在外面，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而在狱中，至少没有这种担心。
毛泽东时而像弥尔顿—“我不赞烦修道院里的美德”，时而又像js。穆勒—“做别人讨厌的苏格拉底，也比做受宠的猪强得多-}(7〕然而毛泽东又不像穆勒，认为真理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东西。他相信辩论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在每个人的心中建立一个先验的真理。
毛泽东与弥尔顿一样—不同于穆勒—有自己的上帝。他认为真理不是过程的最终产物，而是从一个固定的源泉向外放射出的东西。在这方面，中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50年代时，他相信社会思想是一门科学。毛泽东像穿着长袍的牧师一样成了一位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审视着试管中知识分子的变化。他确定自己的算式，不时向试管中添加“正确的思想”晶体，从容不迫地等待着所预计的合成物出现。
在这种背景之下，毛泽东的谆谆告诫“斗私”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毛泽东并不仅仅让人们像《圣经》要求的那样“不要有私心”。“私”这个词意味着“隐私”和“自我”。毛泽东教导人们要与别人一致，不要独出心裁。在新中国，没有任何自然空间或心理空间留给个人，以让个人去思考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