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鳗鹏却有着不同的气质。它怀疑地问询在哪里可找到藏身的地方。鹤雀念念不忘“仙山琼阁”。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容易上当的小鸟是在骗局中寻找安乐窝，轻信“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克里姆林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鲍鹏最后说道: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这首词无疑是用以反对苏联的，但它也道出了事物格局的变化和更迭。一种长期一贯的哲学观点—不只是战略总结—引导着毛泽东制定新的外交路线。
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宫本显治于1966年初到中国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诚恳的会谈。日本共产党是毛泽东主义者，他们在谈及莫斯科时常常用“修正主义”这一代名词。然而，他们担心美国会扩大在亚洲的战争，所以游说中国、越南和朝鲜，并讨论与苏联的“联合行动”，毛泽东的一些同事对此也十分热心。
在北京，日本人和一些重要的中国领导人签署了一个公报，用以实现“联合行动”的部分目标。毛泽东此时远在广州，这是为了避开上海的三月天气。他发出指示说要在来访的日本共产党人离开中国内地去香港时会见他们，而这对北京的一些人可能是不祥之兆。
毛泽东当时住在一个安静的温泉疗养所，附近是广州郊外山中的一个军事基地。当日本人来广州后，山笋听到毛泽东说话也会被震慑。
这位日本人鞠躬刚刚完毕，毛泽东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激烈演说。他首先指责了公报草案，并对邓小平及其他赶到南方参加会见的高级领导人发怒道:“你们这些在北京的软骨头。”这位来游说的日本人看到这场景，惊呆了。
毛泽东希望公报能号召组成一个统一的战线，共同反抗“美帝”和“苏修”，日本人拒不同意。毛泽东于是说，你们在北京制定的公报草案内容空空，毫无价值。公报终归作废。
为了进一步孤立宫本，毛泽东还敦促日本共产党把武装交给日本人民，准备打一场“人民战争”。
这一令人难堪的会见结束了中共和日共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也引发了毛泽东对北京异己分子的新攻击。宫本离开不久，他就罢免了北京市市长彭真。毛泽东大笔一挥，在自己的政敌名单上添加了一些人的名字，他与邓小平之间的距离迅即扩大。
离开北京期间，毛泽东重读了《西游记》。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只红屁股猴子，名叫孙悟空。它建立了丰功伟绩。
孙悟空在玉帝的御花园内偷吃了长生不老的仙桃，为了在生死簿上抹掉他的名字，他敲开了阎王殿大门。他一个筋斗就翻出十万八千里，到达天边的擎天柱上。有一次，他还在柱子上撒了一泡尿以示他的自由精神。
敢于和命运挑战的孙猴王有一种应付困境的法术。他从身上拔下一撮毛(中文的“毛”字恰好是毛泽东的姓)，将毛咬碎、吐出，然后再说声“变”，每一根小毛都变成一个小“孙悟空”，由此就有了很多的支持者。
毛泽东在1966年3月对政治局的一位同事说:“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都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以及北京—在年底之前就变出了这些小“孙悟空”们。
毛泽东在早年总是将猴子当作反面形象来用，如将其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分子。但从50年代后期起，他又把它当成了正面人物形象。孙猴王的大胆、顽皮、傲视一切和伟大的抱负正适合毛泽东的心态。1966年，毛泽东把这一充满想象的思想推向高xdx潮，宣称革命者和孙猴王属同一类型
到1966年年中，毛泽东已作好复出的准备并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握有孙猴王那样的奇异法术。
毛泽东接见了可信赖的阿尔巴尼亚总理，想借此让中国知道他还活着，但并不想暴露行踪。然后，他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身体活力，于是来到武汉，在电视摄像机前畅游了长江。“那天的江水好像也在笑”，官方新闻媒体说。
毛泽东1966年7月返回北京。
毛泽东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时说:“我们需要一批立场坚定的青年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他们文化程度不怎么高，意志坚强，有政治经验。
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他的指南。他说:“我们开始闹革命时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娃娃。那时的当权者，是老年人，有经验。论知识他们多，论真理我们多。
“文化大革命”把这一思想付诸演习。年轻人可能不受旧传统的影响，他们所受的全是新中国的教育，没有被中国以外的观点影响。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九世界所影响。他们是地道的新中国的产品，不是已证明他们的“真理多”吗
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要实现“百花齐放”未能奏效的事情:只能有一种道德观念存在。
从另一方面看，“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他以前的各种尝试的诀别。毛泽东希望青年们的“政治经验”要从反对党的斗争中去获得。
这种博弈亦源于1956年至1957年的震动。那时，毛泽东对已确立的马列主义学说失去了信仰。自那以后，真理和党的威信在他的思想中被分开了，乃至他在1966年坚信可以不通过党的权威去确立真理。
“大跃进”时，毛泽东相信党就是一种工具；“文化大革命”时，他失去了这种信仰，他号召红小鬼去攻击党。毛泽东强调红卫兵“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放手发动他们去“砸烂旧世界”。
红卫兵首先攻击的目标是文化领域。他们砸庙宇，抄知识分子、资本家和地主的家，意在寻出一些“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东西来。太阳镜在第一个查禁之列，国际象棋因与苏联人关系密切而被列为第二项。除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外，几乎所有的书都在查禁之列。焚书时燃起的熊熊火焰煞是好看。
如果说红卫兵像笃信宗教的狂热者，那么是毛泽东亲手播下了恰当的教义。他的思想路线乃是千百年来基督徒们所信奉的蔑言:“为爱上帝，从心所欲。”只要一个人的心正，他的善行就如水顺坡流淌而下。
毛泽东在1966年对马克思主义用了类似的手法。他把“造反”置于中心，而新教主义者是将“爱”放在中心。在1966年至1967年间，毛泽东相信如果年轻人有造反精神，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将会大有好处。
红卫兵在造反中得到自我满足自有其原因。他们是被忽视的一代，突然有了一种被人发现的意识。他们上了高中，但被撩拨起来的希望不能得到满足，既没有大学可进，也没有城市工作留给他们。
这一代人绝没有机会无拘无束地生活，现在终归可以发泄了。高中的学生，就是把资本主义摆在面前，他们也不一定认得出来，却指责那些和资本主义战斗过几十年的老革命者是资本主义的黑爪牙。
一群红卫兵深更半夜冲进彭真的家里，打开了他卧室里的灯，命令这位北京市市长下床接受批判。这些年轻的狂热者们在一个报告中写道:“彭真吓得脸色蜡黄，甚至连衣服都穿不好。
红卫兵献身于毛泽东犹如信徒们对待先知一样，很多人都是真诚地献身。但是，一个17岁的中学生是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对他或她来说，批斗那些“黑帮分子”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乘专列到北京见毛主席并“参加革命”，使他们树立了自信心。简单模仿行为远远超出了这些话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