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偷渡到香港的广东青年后来回忆:“中央老是敦促我们带上毛主席语录，一有时间就学习。我们却带着扑克牌，一有时间就玩。
尽管红卫兵们觉得对毛泽东思想掌握有限，但他们还是吃惊于农民片毛泽东思想的无知。
一个红卫兵谈起了他在福建山区与一个农妇的对话:‘钱问她天上有什么?她说，毛主席在天上，他每时每刻地看着所有的人。他晓得哪个人不好好劳动，还惩处那些懒人。”这可能是源自毛泽东的“警惕阶级敌人”的号召。
那个红卫兵接着说:“我问她除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国家，她摇了摇头。
我问她是否知道地球是圆的，她摇了摇头。”这位毛泽东的新世纪的使者最后说:“最后，我也只好和她一起摇头。”
在中国农村建立新社会不是件容易的事。
毛泽东似乎忘记了学生们动机庞杂、多变的政治意识和管理7亿人口的国家的政治领袖意识的区别
笔和枪是毛泽东惯用的工具。他回到北京之前则要加强护卫的部队调到该城，虽然他一到家就拿起了笔。
他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据说，“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须攻破中央。他把大字报拿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并把它挂在里面的门上。”
毛泽东的行为有巨大影响。大字报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涌现。中国成了小道消息的天堂，且史无前例。各种闲言杂语、意见、报道、争论等全都写人大字报中。墙上贴满大字报，树上钉满大字报，石狮子上挂满大字报，甚至在无处可贴时连路上也铺满大字报。北京就像一个巨大的布告栏。
大群大群的人围拢在一起，阅读着写在白纸、黄纸和粉红纸上的消息。这对普通人来说是太有趣了。毛泽东几乎无时不被人赞颂，其内容都是奉承之语，言过其实。
最后，大字报的内容越来越粗俗不堪，多是些没完没了的无谓争吵，它们已丧失了自身的意义。一些小孩为了挣几分钱，把掉下来的大字报捡起卖给人家作燃料。侧
毛泽东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划它一半是诗，一半是政治宣言，其中掺杂着浪漫主义和挑战的色彩。原文不实。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是用铅笔写在一张日报的空白处，并未张贴。
也仅写过这么一段文字，不是作者在稍后说的“又写了一张大字报。”—译注
更多的高帽子在飞，更多的棍子在打人，阳光和鲜花则很难见到。这种现象持续了数月之久。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上，出席者发现每张桌子上放有一份文件:“叶群是处女。林彪。”陆定一的妻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群众游行表示拥护。
子与叶群在延安时是同学，作为一种隐蔽的政治斗争，她有证有据地散布林彪的妻子在延安(其时尚未嫁给林彪)经历复杂，林彪则用这种不攻自破的手段来抵制这些谣言。
388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
甚至在毛泽东未扭转由江青挑起的对他的批判之前，周恩来也得卑躬屈膝。事情的起因是在1930年的《申报》登载了一篇有关伍豪脱离共产党关系的文章，伍豪是周恩来做地下工作时的名字。一天，周恩来携带在图书馆复制的《申报》材料来到毛泽东的游泳池。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材料能够证明，该文章见报时他已不在上海，且文章也没有作者，所以是仿造的，周恩来说。毛泽东相信周恩来，并谴责了左派。
开始，红卫兵写大字报只是批判四旧。但在19“年底，毛泽东把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了“红小鬼”们。他要求他们去行动，甚至向半数左右的政治局委员夺权。为了鼓励他们的行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先后八次检阅了1100万红卫兵。
这些年轻人身着黄军装—那些饱经风霜的老战士该怎样看呢?—带着上面写有“红卫兵”三个白色字体的红袖标，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在空中舞动时，广场上红光闪耀，就像是红色蝴蝶构成的海洋。
毛泽东身穿军装，戴着红五星军帽，用以加重军事色彩。一套宽松的绿色军服遮住了他那已成“梨状”的体形。在北戴河游泳时，毛泽东拍拍他的卫士肚皮说:“肚子变大了，可以和我的相比了。”
毛泽东从不在接见的集会上讲话(总是林彪讲)，他只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举手致意，江青站在他的身旁(也是身着军装)。然而，只因见到城楼上的毛泽东，成千上万的人因狂喜而流泪，有的用嘴咬着袖口。人们就像潮水似的起伏涌动。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所有种类的自我表现形式，毛泽东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手段在他的垂暮之年复兴了古老中国的仪式。这位曾撰写过长篇著作的哲学家却只写了一张只有200字的大字报。
这位曾经能一连讲上几小时，说服他的追随者赞同他的新政策的领导人，现在却只是露露面、挥挥手，脸上挂着呆滞的笑容。
这位导师一贯喜欢学生自己思考，现在他似乎很乐于听到学生们对他的敬仰和崇拜之词。而他们的这些赞美之词，无异于小学生机械地背诵不完全理解的课文。
在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疯狂的日子里，艺术家们作画不是签上自己的名字，当然也不能签其他人的名字，而是写上这样一句赞词:“毛主席万岁!”
为什么毛泽东变了呢?因为他在晚年时再也不相信共产党的集体威信了，他的自我形象也正在向一个传统的中国统治者转变。
毛泽东曾和斯诺谈论过赫鲁晓夫缺少个人崇拜。他认为，在落后的社会中，即使已推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制度，个人崇拜也是十分必要的。林彪推动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而毛泽东没有制止林彪，他没有制止的意愿和毅力。
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外面对一群人讲:“你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刘少奇和邓小平试图限制红卫兵的活动范围，就像彭真想把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剧评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一样，但他们没敢指责这场运动带来的混乱。
毛泽东不分别历史背景，把他的“压制”学生的同事们与20年代的****军阀等同起来。他用心理上的自夸把疑虑掩盖起来。他对大多数高级同事都说过:“你们应该把‘怕’字换成‘敢’字。
毛泽东的许多同事的确诚惶诚恐，且为毛泽东要求他们“敢”做何事感到迷惑。
邓小平不形于色地蔑视着“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则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这可能是真心话。陈毅说:“我总是对和我相处较好的人讲，如果让我领导文化大革命，那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同时，就在中国濒于内战的边缘，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毛泽东既要核武器，又要政治混乱，集老虎的勇猛和猴子的精明于一身的他认为二者并不矛盾。’既然能同时取得二者，说明中国当时正在走毛泽东的路线。
毛泽东并不像周恩来那样参加大型会议，发表演说，而是待在游泳池解决问题，通过在别人的报告上写含义隐晦的批示。
他的活动总部不再在菊香书屋，成套设备已搬至游泳池。在中南海，到“游泳池”意味着去见毛泽东。生活在游泳池，是因毛泽东喜欢游泳。通过水能赎回生命中的某些东西，跳人水中意味着洗净既已存在的东西以获得身体的新生。当年老的毛泽东生活在游泳池时，他穿上游泳衣，这可能有助于他更有青春活力以预防死的到来。这也部分使毛泽东回到乡村文化养育的世界(沿此道路以保持军事美德、反对知胜主义)。还是孩童时代，毛泽东就在父亲的保护下在池塘中学会了游泳。作为老者，他用游泳来控制他的生活。他的意愿就是游泳，甚至危险、威胁，还有他的下属的惊心，都不过是他政治解决手段的一个符号。
1967年初，到处是暴力、动荡和仇视的气氛，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丧生。然而毛泽东曾在2月份对阿尔巴尼亚的客人宣称，他比一年前更乐观。
毛泽东是在给中国进行高级疗法?还是在通过你死我活的战斗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最大可能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