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毛泽东生活在往事中，否则他难以相信1974年的《人民日报》。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有这样的感觉。同时，毛泽东的健康进一步恶化，1974年9月最后一次游泳时差点使他窒息。终于，他只能左侧躺着，其他任何姿势都使他呼吸困难。卧床的剧痛和全身发痒的皮疹折磨着他。
轿车载着2885名代表驶向人民大会堂。沿街的人们猜测，那个例行公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会议推迟这么久才召开，人们差点把它看作海市属楼了。会议似乎又回到务实中来:周恩来从医院回来并以权威人物出现;国家的新宪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农民有拥有自留地的权利;极左派在新的政府成员中只占极少数，邓小平得到提升;会议还强调了秩序和经济建设任务。
这不是周恩来所看到的一次胜利的、批林批孔的左派分子的完结和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吗?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产生了以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领导机构。在周恩来病重治疗期间，由邓小平全面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但是，大会堂里空着一个座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
莫非他病危，甚或是逝世了?没有，当这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马耳他总理和德国右翼分子弗兰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兴致勃勃地来到南方会见了毛泽东。
由于不知道是否能把握政府中复杂的形势，毛泽东正在他的营帐中温怒着。
人民代表大会的公报没有对毛泽东的缺席作出解释，并对他只字不提。毛泽东也没有参加召开前的中央委员会。
新宪法与1970年准备好的草案不同，与1969年党章规定的也不同，甚至与1973年那个平淡无奇的东西也不同，它较少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虽然谈到了毛泽东思想和党的主席职位，但没有涉及毛泽东本人。
不可思议的是，在周恩来的报告中而不是左派张春桥的报告中一再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周恩来的报告至少26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
几周以前，毛泽东与王洪文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有趣的是，一位香莽、冲动、资历浅的‘性”派对毛泽东的缺席提出了非难，张铁生(迁宁学生，因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写了封控告信而闻名，见前注)讲毛泽东‘准给四届人代会波冷水”，这样使人大代表不引人注意。张铁生作为人大代表，其上升也像‘凌升机”。后来，这架直升机坠落了。毛泽东逝世后，张铁生被判处巧年徒jfq〔参见《问题与研究》，1979(1)。
“直升机”敦促毛泽东给极左分子多派些工作。他暗示—秉承江青的意旨—周恩来的病并不像他装的那样厉害，他正在医院中忙于策划他的未来。他也怀疑邓小平的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就会同意张春桥任总理吗
毛泽东没有认可王洪文的计策。他准备等到独眼老将刘伯承和其他将军们改变其反对意见后，让张春桥出任国防部长。1391他甚至还想过让他夫人出任文化部长。但是，这位老人终于发现政治从来都存在着讨价还价，因为对此计划有着太多的反对声音。
不久，政治局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宗派主义是件可怕的事。接着他又以轻松的口吻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包括他自己在内，如他与林彪共事这么久。他赞扬邓小平是一个“务实的人”，同时，他劝告他的同事们要警惕“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毛泽东解释他为什么没有管党的事务和参加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坐而待机，深深地掩饰着自己的疑虑，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两派，暂且让人各行其是。
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周恩来如此频繁地提及毛泽东，也许既是为了安抚这位主席，又是为了对毛泽东的缺席赐给他额外的自由深表感激。‘
事实上，再来探讨毛泽东在这些日子是否还是毛泽东主义者已不再有意义。他今天是，明天则不是。自1974年初以来，他的眼睛几乎失明。毛泽东于是召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为他读古诗，听的时候他也哼哼并做些评论。不幸的是，该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已经指示芦荻:“不得提出不合适的问题。”由于担心在合适与不合适的问题上犯路线错误，芦荻未向毛泽东问任何问题。而作为一个侍读古典而犯错误的人，毛泽东称她是个“笨人”，还说如果她是个好老师就一定要问学生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的实用主义论调两个月内似乎就已过时。1975年春，冷风开始从“左”边刮来，它由一条新的毛主席语录煽起:“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也许人民代表大会的路线从未在政治局中取得过一致。持不同观点的同事们“按各自需要去领会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的缺席使他们比往常更加容易这样做，并且周恩来的患病又使得偏离这一路线增加了更多可能性。
张春桥曾警告:“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人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人党。这听起来有点像一场新“文化大革命”的吹鼓手。这位上海“左”派人物猛烈抨击讲求实际的邓小平和周恩来，说他们“在青少年中鼓吹物质刺激的观点”，说物质刺激“像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
张春桥的极左同伙姚文元也搬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腔调。
工资差别太大，金钱制度是资本主义残留下来的，它最终会灭亡。这位上海评论家预言，新的阶级敌人会利用这些邪念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毛泽东给这两位上海人以鼓励:他们从毛泽东那里带来新的语录这一最最令人信服的、神赐钦差般的指示牌，此外还让其在自己身边照相。
这场骤然间变得重要而又莫名其妙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带来的现实后果是工业出现波动。在杭州，分裂和武斗的情形极其严重，毛泽东同意派王洪文到这个湖滨城市去做调解，然而王洪文的出场反而恶化了形势。
恰好这时克立总理访华，他看出周恩来权力下降的迹象。忍受疾病折磨的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说:“克立呀，你回去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你的儿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会侵略泰国。”
“总理先生，”这位泰国领导人回答说，“这些话非常令人欣慰。”说着，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探身向前要求周恩来亲手写下这一许诺。“我要把它复印几百万份，挂在我儿子和孙子的脖子上。让泰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事，这将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我的手发抖，”周恩来拒绝了，“我病得太厉害，写不了。出于面子上的原因，克立接受了周恩来的借口。这是克立在采访中告诉我的。不过我相信周恩来的勉为其难在1975年年中是因为政治的缘故。’
到了夏末，飘忽无常的“左”派刮起的冷风开始过去，金猴毛泽东要奋起千钧棒扫一下极左派。
克立本人回忆他与周恩来会见的场面时说:“不像是一所医院”。周恩来戴着一枚毛泽东的像章。这在1975年是不同寻常的，即便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四处泛滥时，我发现周恩来也仅仅佩戴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幸。*1975年年中，克立总理拜见毛泽东时，邓小平、毛泽东关系显得有些紧张，“邓小平坐在一个很远的角落里，非常构谨，庄重沉双，没说一句话。”在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责骂了唐闻生之后,不可相信一个美国姑娘”)，毛泽东以恩赐的态度对邓小平点点头说:‘他是对的，你可以相信他。”邓小平愉快地笑了笑。参见克立与作者的谈话，曼谷，1979-11一
毛泽东赋闲了一段日子，在中国访问的圭亚那、莫桑比克和刚果的政府首脑都没有见到他。这之后，毛泽东在5月召集并主持了一次政治局会议。1457会上，他批评极左派搞宗派主义。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都写信向这位温怒的主席作检讨。
这场道德剧上演时，邓小平着手安排自己的势力占据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中清洗出去的官员们就像上班高峰时来往的乘客，纷纷官复原职。罗瑞卿是他们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他是前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由于对苏联不够敌视，他成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位受迫害的高级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