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住的是梅姨，只有她一个老人，也只有她一个人。
梅姨出生在冬天，如今已距离那个冬天七十多年了。
即使如今齿轮已转到二十一世纪，梅姨却仍喜欢穿过去款式的衣服。她常常找裁缝用棉平布做一件双排扣的开领，腰间一定不能缺了那根布带，双襟下也不能少那个暗斜口袋。
旁人不解，问到此事，她说：“人啊，总是要保留点过去的情怀，才能在入土后完完整整地瞧瞧你这一生。”
她总是将人生看的很淡，落落大方地同别人开玩笑，把一句“我这一辈子啊”挂在口边，好似她已经过完了一生。
因为梅姨再也得不到什么，也没法失去什么。这是邻居和她相处之后得到的总结。
若谈论起梅姨，大脑裏跳出的第一个想法定是——她那不争气的儿子。
每次邻裏聚在一起聊天，一旦谈及与子女有关的话题，梅姨会露出与往日平淡截然相反的愤慨，咬牙道：“我那不争气的儿子！”
梅姨的儿子是个公务员，月入上万，事业有成，三房两车，还取了个漂亮的媳妇。
月入上万，是儿子曾经亲口说的；三房两车，是她年轻时逼问来的；儿媳妇的漂亮，是从楼上小珍处听来的。
她儿子婚礼时，小珍的母亲做了伴娘。若要抵着时间一秒一分往回推，梅姨请人帮忙算了算，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如今她儿子月入多少，有几房几车，儿媳妇是否还如曾经那般貌美如花。梅姨一概不知。
这回已经不需要他人的帮助，梅姨自个儿就能算得清楚——她儿子已经三十年杳无音信。
阿久有一次来看望梅姨时，问起：“姨，您上一次和儿子通讯是什么时候？”
梅姨只能缓慢地摇摇头，摆弄空洞的眼神，投向前方的窗户。她隐隐约约记得那时，窗外飘零的大雪，点点滴滴洒在玻璃上，染白她的发，偶尔也在心头点上那么一两回。
大抵是年纪大了，梅姨的愤怒总是维持不了多久，一旦话题被人悄无声息地转开，她又会恢覆一副和蔼慈祥的面孔，像京剧变脸般神奇。
久而久之，邻居们聚一起打麻将时，“梅姨的儿子”成了麻将桌上的禁忌，没人再敢提及一句有关的话题，怕老人家的心臟无法承载话语背后带来的重量。
邻居们也再未见到梅姨愤慨的模样，日子平缓的似溜冰场上运动员，以顺滑优柔的舞姿，很快从这边滑向那边。
阿久仍是经常去照顾梅姨，即使梅姨再三推却。这栋楼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梅姨最喜欢这个姑娘。
“阿久这个姑娘啊……”这句话每次都嵌在梅姨的笑中，似乎阿久真的是她的女儿。
温柔、达理、体贴，梅姨因着自个儿不高的水平，夸来夸去仍是这几个词，她说不腻，邻居们也都让着老人，任她沙哑的嗓音反反覆覆裹挟着讚美的词语。
于是阿久每日的轨迹在“公司——梅姨家——自家”三线中徘徊，因着前两者占据二十四小时中太多比例，分给第三者时间寥寥无几。
阿青每次完成当天配音的任务走出卧室，呆呆地看着走廊灯光晕出的阴影，未亮灯的客厅冷冰冰的，和桌上凉透了的晚餐一样。
久而久之，阿青有些不满。这种不满若换个好听的词，应当叫“委屈”。
梅姨之前从未去拜访过她们。七楼，没有电梯，无论哪一项，对于一个老人都是遥不可及的辛苦。
可从阿久姑娘这拿走太多东西，梅姨总想给些回馈。哪怕这回馈在年轻人心中激不起一丁点儿浪花，她仍是坚定地扶着扶手，踱步向上。
当老人终于到达，杵着栏桿，喘着粗气，她有些不可置信。不可置信她退化的听力竟能将门内的语句一字不差收入耳廓。
也或许是她们声音太大。
“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坐在一起吃饭了。”细细的抱怨从门缝裏钻了出来。
另一股截然不同的声音说：“梅姨过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应该多帮帮她。”
“你是想和我过一生还是梅姨啊！”没有争吵，语气却不由自主升高几个调。
“以后多陪陪你，好不好？”阿久温婉的宠溺化在嘴边。
梅姨抬起的手没能碰到门框，此情此景把局外人排斥得明显，两者之外的第三者是故事中最尴尬的人，不上不下的。
楼道裏的灯好像又坏了，一亮一灭交替着，闪烁个不停。借着忽明忽暗的灯光，她看清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