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圣节的喧嚣，随着八月十三日黄昏各坊更夫重新敲响闭门鼓而彻底消散了。节庆期间特许不闭的京城一十六座城门，在当夜悉数落锁；通宵达旦的花灯与焰火，也都随着最后一批离京商贾的车轮声远去了。这座庞大帝国的都城，终于从普天同庆的热闹中安静下来，重新板起了它那副威严肃穆的面孔。
十四日，各衙门陆续启印复工，案牍上的公文重新堆成了小山，廊下的吏役们又开始了抱着卷宗奔忙的日常。
六部之中，吏部最先忙了起来。新科进士们为期数月的观政已近尾声，文选清吏司与考功清吏司的郎中主事们开始逐一甄选考评，为这批即将放缺的新科进士拟定去向。
户部则一面催收各省起运的秋粮折银，一面紧锣密鼓地筹备试行户部分司制度。
礼部更是一刻不得闲——册立皇太子的典礼近在眼前，册立所需的冠服、仪仗、卤簿、册文、宝玺，每一桩事项都要翻出祖宗成例来逐条比照，稍有疑问便是一番扯皮。尚书徐光启为此忙得脚不沾地，却又不得不在百忙之中分出心来应付另一件事：京师已有传言，说袁可立在汉阳欺压摄政，培植私人，搜罗美女惹得藩邦朝野怨声载道。徐光启不知道京里为什么突然兴起这种传言，却知道人言可畏，不能放任三人成虎，便一面安排相熟的科道言官为袁可立辩护，一面派人前往朝鲜联络，探问虚实。
兵部则与兵科、都察院联合办公，开始核验此次朝鲜大捷的俘馘与首级，待确认真鞑特征，才能录功行赏。
刑部在忙着接收俘虏的同时，还要兼顾秋决的筹备。每年入秋之后，刑部便要会同都察院和大理寺，对南北两京及各省上报的死刑监候案件进行覆审，区分哪些是“情实”当决的，哪些是“缓决”可以留待来年的，哪些是“可矜”或“可疑”可以减等的。这份名单最终要呈到御前，由天子用朱笔一勾一勾地画上圈。一笔画下去，便是一条人命。
六部之中，反倒数工部最为清闲。皇帝登基以来，既不兴土木，也不修园囿，就连自己的万年吉壤也不甚上心。工部的属官们便按部就班地应付着修葺河道，维护桥梁，督造军器等日常事务。尚书王佐每日到衙署转一圈，把该批的公文批了，便坐在后堂里喝茶翻书，偶尔感叹一句“无事便是福”。
六部之外，六科十三道的言官小臣们也没有闲着。万寿圣节的假一放完，沉寂了数日的科道衙门便重新聒噪了起来。他们闻风奏事，风闻言事，凡有所见，尽可上疏。有的人按照自己的见闻与判断，没事儿就在军国大事上提出自己的见解，端的是一片赤诚；有的人则凭着道听途说的只言片语，加上自己的臆想与揣测，便洋洋洒洒地写出一篇弹章，也不管那被弹的人是忠是奸，先参上一本再说。
朝鲜大捷的塘报贴满京师之后，科道对辽东当局的质疑便开始多了起来。等到俘馘槛送进京，数百名囚犯和上千颗首级从朝阳门大街一路游街而过，这种质疑便如浇了滚油的干柴，呼啦啦地烧成了一场席卷朝堂的政潮。
最先冒出来的，是对辽东经略熊廷弼的弹劾。那些当初和熊廷弼打过嘴仗，乃至在题本上被他公然辱骂过的言官，仿佛约好了似的，一个接一个地上疏发难。他们拿着朝鲜大捷做由头，指斥熊廷弼坐拥重兵，靡费国帑，却经年累月地龟缩在辽沈一带，不敢越雷池一步。
有人还算温和，只说他“畏敌如虎，持重太过，坐失良机，空耗国帑”。有人则毫不客气，干脆暗指他养寇自重。说若不是辽东方面按兵不动，让建奴得以倾巢南下，朝鲜那边何以会遭此大兵？言下之意，李如柏等人在朝鲜境内打的那一场大捷，反倒成了熊廷弼消极避战的铁证了。
弹劾之外，一种乐观而冒进的情绪也随着这一场大捷在京师的街头巷尾与朝堂廊庑之间迅速蔓延开来。随着一批又一批的俘虏与首级运抵京师，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既然李如柏只带了一支偏师进入朝鲜，便能在龟城城下挡住数万贼兵，斩获如此之丰，那么所谓奴酋的铁骑，似乎也并没有传闻中那般强悍。既然偏师入朝便能打出这等大捷，何不索性集结主力，大举出塞，直捣赫图阿拉，毕其功于一役？
兵科和都察院的几个年轻言官引经据典，从《左传》里搬出“一鼓作气”的典故，又从本朝实录里翻出成祖五征漠北、成化犁庭扫穴的旧例，力主趁此大胜之威，一鼓作气，彻底解决辽东问题。仿佛完全忘了当年萨尔浒的惨败。
与此同时，朝鲜那边也并非全是歌功颂德的声音。在一片对前线将领的赞誉声中，也夹杂着几丝不那么和谐的杂音。有人凭着不知从哪里传来的风言风语，开始质疑袁可立在朝鲜的所作所为早已超出了“监护”的范畴，是假借天子之威，在藩邦小国中行霍光“关白”之事。这些质疑的声音虽然不如对熊廷弼的弹劾那般一上来就是波涛汹涌，却也还是在朝堂上激起了一圈微妙的涟漪。
但不管是涟漪还是波涛，皇帝却始终没有表达过明确的态度。言官们弹劾熊廷弼的奏疏递上去，他批一句“知道了”；弹劾袁可立的奏疏递上去，他也批一句“知道了”；那些洋洋洒洒数千言、引经据典论证应该趁势出兵直捣黄龙的奏疏递上去，他干脆连“知道了”都不批了，直接留中不发，就当从来没有这回事。
皇帝的这种沉默，让朝堂上的议论更加肆无忌惮，也让另一些人隐隐生出忧虑来。于是，又有科道官上疏劝谏皇帝，言辞恳切地请皇上及时批答臣下章奏，万不可懈怠政事，重蹈先帝晚年深居怠政的覆辙。可这道劝谏皇帝要及时批答章奏的章奏，也同那些被留中的奏疏一样，石沉大海，连一个字的批答也没得到。
日子便在这样的忙碌、争吵与沉默中一天天地滑了过去，转眼间，便来到了泰昌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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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凌晨，天色尚未透亮，紫禁城还笼罩在一片沉沉的青灰色薄雾之中，皇长子朱由校便已经醒了。
说是醒了，还不如说是根本没怎么睡着。昨天晚上，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几乎一整夜，直到宫墙外隐隐地传来晨鸟的第一声啁啾，他才勉强阖上眼，囫囵地睡了那么一小会儿。
昨天，他的父亲，皇帝朱常洛，已经为册立事亲自告于皇极殿。而后又命成国公朱纯臣、宁阳侯陈光裕、故寿阳公主驸马侯拱宸、博平伯郭振明等勋戚重臣，祭告天地、宗庙、社稷。按照历代相传的典制，祭告之后的第二天便是册立正日。也就是说，过了今天，他就将正式成为大明朝的皇太子。
朱由校辗转了一整夜，也还是不太明白皇太子这个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天下苍生、江山社稷，这些词对一个还没满十六周岁的少年来说，终究还是太过遥远。就像无垠的夜空，仰头看久了，便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晕眩。
朱由校微微眯起眼睛，借着从窗棂缝隙里透进来的那一缕微弱的晨光，摸黑走到窗边的梳妆台前。他伸出手去，轻轻打开了台面上放着的一只木匣子。匣子里铺着一层暗红色的绒布，绒布上静静地躺着一块并不十分精致的怀表。那是父皇在去年年节时随手赏给他的。如今，整个紫禁城里流传的那些怀表，都是以他手里这块为蓝本，让工匠们依样仿造出来的。